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原副会长王在希：今年两岸“有惊无险，喜忧参半”******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谢戎彬 吴薇】从美国总统拜登访日拼凑“亚洲小北约”、扬言军事干预台湾，到8月初佩洛西窜访台湾、解放军对台军演新常态，再到11月的“九合一”选举民进党惨败、蔡英文辞去党主席，2022年的台海局势可以用“跌宕起伏”来形容。《环球时报》针对上述热点，专访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原副会长王在希。
“抗中保台”牌失效，是2022年对台斗争最显著成果
环球时报：如果用一两个词总结一下2022年两岸关系，您会选择哪个词？
王在希：“有惊无险，喜忧参半”。2022年两岸关系受美国因素影响持续紧张、跌宕起伏，但大陆面对严峻复杂的台海形势和持续紧张的中美关系，沉着应对、稳扎稳打、坚持斗争、敢于亮剑，最终使台湾主流民意出现有利于大陆的积极变化。民进党“抗中保台”牌失效，是2022年我对台斗争最显著成果。
环球时报：8月佩洛西窜台，您认为解放军连续军演传达出哪些信号？
王在希：佩洛西窜访台湾，无疑是2022年台海局势中一个重大事件。事先我外交、国防部门对美进行过严正交涉、提出过严重警告，所以她的窜访不仅对两岸关系造成不小冲击，在国际社会也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鉴于事态严重性，解放军不得不作出强烈反应，对台湾周边海域进行导弹实弹试射。这次试射与1996年3月那次相比，时间长、规模大、范围广，不仅射击区由以前2个增至6个，而且形成全覆盖，把台湾三大港口全部封锁，加上海空军出动各种先进战机、军舰，同步对台岛实施高强度、长时间实战化演练，对“台独”分裂势力形成巨大威慑。这次演训形成对台军事震慑新常态。它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出一个重要信号：解放军完全具有足够强大能力，随时可以对台岛实行封锁和火力打击。台军方人士也惊叹，解放军能够每天出动几十架、上百架战斗机不间断地在台岛周边飞行，而且安全无事故，台湾空军已经不是对手。这个新常态慢慢让台湾老百姓认识到，民进党当局宣传的“大陆不敢对台动武，即使动武美国会出来保护”的谎言不攻自破，台湾民众觉得失去安全感，再任凭蔡英文“倚美谋独”“抗中保台”迟早会引发战争。这一点是民进党在11月“九合一”选举中最终惨败的根本原因之一，说明解放军近几年来持续对台军事威慑的效果已经慢慢显现出来。
美国近年来频繁打“台湾牌”，不惜虚化一个中国原则，一是给台海局势制造紧张，二是趁机从台湾捞取经济实惠。台湾实际上当了冤大头，花了大把银子，最后并没有得到实质性东西。就拿佩洛西窜台来说，她个人出尽风头，台湾的好处也拿了，但一场闹剧过后，台湾得到什么呢？是解放军对台岛周边海域的高强度实战化演训、台海局势的空前紧张，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完全被美国利用。这也是导致台湾民众对蔡英文越来越不满的原因之一。
“大陆对台动武”时间表没有事实根据
环球时报：近几年有关两岸统一时间表有各种说法。美西方为何一直炒作“武力统一”？在您看来，和平统一的前景如何，需要具备怎样的前提？
王在希：关于大陆可能对台动武时间表的说法，源头都来自美国。我认为美国散布的2027年或2025年“大陆可能对台动武”的说法，没有事实根据，只是一种主观臆测和逻辑推理。他们的主要意图有三：一是制造台海紧张气氛，破坏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干扰大陆正常发展；二是让民进党当局不得不更加紧密地依附美国的安全保护，从而进一步加强对台湾的实际控制，达到绑架台湾的目的；三是引诱台当局向美国购买更多先进武器，或者美台合作生产武器，让美国军工财团获取更多的经济实惠，同时达到武装台湾的目的。
至于实现和平统一，我认为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台当局必须要有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意愿；二是在岛内要有一定的民意基础。现在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蔡英文上台以来拒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鼓吹两岸“一边一国、互不隶属”。台湾的主流民意有2/3依然希望维持“不统不独”现状，所以要实现和平统一尚需艰苦努力。尽管如此，我们目前依然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因为实现和平统一最符合两岸同胞的根本利益和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表示，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所以我们会做到仁至义尽，不到最后一刻决不轻言放弃。但最后能否实现和平统一，不完全取决于大陆一方，关键还要看台湾当局是否配合。
大陆民意多数希望早日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关于统一的时机选择，是关乎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必须着眼全局、精确谋划、权衡利弊、谋定而动，不能让外国势力带节奏。《孙子兵法》有云，“兵者，国之大事”，所以解决台湾问题很难事先设定一个具体时间表，实现统一不仅要看岛内因素，也要看大陆自身的情况，还有国际环境的考量。何时实现统一很大程度上要看两岸关系的发展变化，如果民进党当局铤而走险，配合美国搞“台独”边缘政策，不断冲撞底线红线，就有可能迫使我们提前解决台湾问题，对此解放军是作好充分准备的。
环球时报：“九合一”选举民进党大败，操弄这么多年的“抗中保台”牌为什么现在失效了？这反映台湾社会或台湾民众的心理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王在希：民进党这次惨败，我看主要原因是蔡英文“抗中保台”牌失效。近几年每到台湾选举，蔡英文就打“抗中保台”牌，极力制造对大陆的仇恨，把抗拒统一说成是“捍卫台湾民主自由”，宣称我“一国两制就是要吞并台湾”。蔡英文被美国牵着鼻子走，特别是佩洛西窜台，导致台海上空战云密布，广大选民终于意识到“把票投给民进党，就是投给战争”。大量中间选民也慢慢看清楚了，蔡英文的所谓“抗中保台”，“抗中”是真，“保台”是假。美国打着“军事干预”“协防台湾”旗号，实际上是武装台湾，准备将来与大陆打一场“不对称战争”，让两岸同胞自相残杀，搞成鱼死网破，美国坐收渔翁之利。这次美国迫使蔡英文当局把台湾高科技核心产业台积电连同人才、技术、资金迁到美国去投资，就是要掏空台湾，选民对民进党的表现越来越失望。
与此同时，民进党贪污腐败、学历造假、“黑金”政治在这次选举中暴露无遗。这次选举是台湾选民对民进党的一次不信任投票，岛内民众慢慢觉醒，“下架民进党”成为多数选民共识。尤其是年轻人首投族坚持独立思考、自主投票，这一变化从12月18日嘉义市长选举看更加明显。过去蔡英文宣称台湾年轻人是“天然独”，事实证明，年轻人有思想，有独立思考能力，民进党靠欺骗宣传忽悠年轻人已经行不通。
台当局领导人已经成为美国在台湾的代理人
环球时报：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在迁机仪式上说了一句“自由贸易已死”，您如何理解这句话？台积电要变成“美积电”，您认为美台关系的实质是什么？
王在希：我认为这反映了张忠谋老先生对当下时局的无奈，言外之意是说在如今国际强权政治环境下，真正的自由贸易不复存在。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你看拜登在亚利桑那州台积电迁机典礼上那种趾高气扬的表情，就像海盗掠夺到一船珠宝一样兴奋。张忠谋内心应该很复杂。台积电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当时蒋经国刚刚布局对外开放，张忠谋大胆采用晶圆代工模式，现已发展成为全球半导体芯片巨头，且拥有生产2纳米和3纳米芯片的先进科技。美国担心将来一旦两岸统一台积电会落到大陆手里，所以采用高压手段迫使其迁美，把台积电变为“美积电”。显然，台积电赴美是在美方强大压力下的无奈举动。
美台关系就是一种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我曾经说过，美国打“台湾牌”不用成本，只是给台湾一丁点“官方”色彩，台当局就必须无条件听命于它，心甘情愿为美国遏华政策服务。因为事实上台湾已经被美国深度控制，台当局领导人已经成为美国在台湾的代理人，成为美国走狗。走狗不走就得下台，所以蔡英文即使内心不情愿，也不敢不从。
环球时报：明年是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前一年。您对2023年的两岸关系有怎样的预测和判断？
王在希：展望2023年两岸关系，依然充满各种变数和不确定性，但在很大程度上受中美关系制约。总的来看，今年11月中美元首在印尼巴厘岛会晤后，中美团队正在进行接触磋商，明年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访华。中美关系相对稳定会对两岸关系产生影响，当然美国不会改变对华强硬遏制战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美国国会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把原来“台湾政策法案”中相关条款带进来，规定未来5年美国将向台湾提供100亿美元军事援助，主要作为台湾向美国采购武器的配套资金，同时也是给台军掌握这些新武器进行培训的费用。作为交换条件，美国每年将派遣10名官员去台湾，安排在台湾行政、立法机构任职。未来，台湾当局的运作将完全被美国操控。
这次“九合一”选举，是一年多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前哨战。民进党失败后，已经在抢先布局2024年，现在呼声最高的是赖清德。国民党目前取得了近些年来难得一见的大好形势，不仅保住了新北、台中，而且夺回失去多年的台北、桃园两个战略重镇，长期低迷的士气开始回升。但国民党的老毛病是形势一好就开始打“内战”，估计党主席朱立伦会吸取教训，从目前情况看民调最高、呼声也最高的是新北市长侯友宜。日前朱立伦和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一起去新北市，与侯友宜同台，朱立伦明确表示，“2024年一定会提名最强候选人，我是最佳助选员，侯友宜才是主角和英雄”。如果朱立伦真能从大局出发，并且与民众党实现“蓝白合”，2024年还是有一点希望的。不过202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和“九合一”地方选举性质不同，会更加突出公共政策和两岸论述，民进党通过内部整合，其势头不可小觑。加上具有“执政”优势，蓝绿争夺会非常激烈，鹿死谁手尚难预料。
站在两岸关系视角，赖清德是强硬“台独”分子，曾公开叫嚣“我是务实的台独政治工作者”。他如果上台，其“台独”立场比蔡英文有过之而无不及，两岸关系有可能更添变数。国民党如果上台，两岸关系会趋向缓和，但一些人对“九二共识”态度暧昧，在坚持一中、推动统一方面和连战、吴伯雄甚至马英九这一代国民党领导人相比，已经相去甚远。所以要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这一宏伟目标，主要还得靠大陆自身发展和努力。(环球时报)
人生短促，何以长存——《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及深层意蕴******
作者：（周挥辉，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军刚，系青年教师）
《古诗十九首》最早著录于南朝昭明太子萧统所编的《文选》，在跨越千年历史长河、经受风霜岁月洗礼后，沉淀为横纵古今、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正如钟嵘在《诗品》中发出感慨，“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刘勰也在《文心雕龙》中击节称赞，“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胡应麟更是在《诗薮》中为之倾倒，“兴象玲珑，意致深婉，真可以泣鬼神，动天地”。
其具体年代早已不可考，大体有东汉末年说、两汉说、建安说三种，当代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东汉末年的桓、灵之际。当是时，秦汉第一帝国处于大厦将倾的边缘，四百年大乱世犹如挣脱牢笼的片羽，一种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正在吹向人间。上承诗经楚辞，下启建安魏晋，浅浅寄言，深深道款，不作艰深之语，不写冷僻之词……一曲哀伤的咏叹调弥漫在十九首的字里行间，将离愁别恨、彷徨失意、情调低沉凝练在千余言中。
往事越千年，依稀可见汉末文人在字里行间流露出浓烈的生命意识。在普罗大众的印象中，轻生死、重荣辱似乎才是大汉四百年的浩荡世风。从田横五百士的义烈有节、以死相从，到飞将军李广的不堪折辱、引刀自尽，再到强项令董宣的义不受辱、以头击楹，滥觞于春秋、麇集于强汉的轻生尚义故事至今仍能撄动人心。临近两汉的尾声，十九首中飘荡的生命悲歌犹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生与死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对待生存与死亡？
《古诗十九首》的生命意象
“意象”一词，当是“情意”和“物象”的结合，也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文心雕龙》将“意象”视为“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意”为借助客观物象表达的主观情意，“象”是与主体发生情感关系的客观物象。具体而言，意象就是寓“意”之“象”，是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是客观形象与主观心灵融合成的带有某种意蕴与情调的东西，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
回溯到上古先民生活时期，时人将四周随处可见的物体当作情感载体，来抒发自己的喜、怒、哀、乐、爱、恶、欲等情绪，并最终汇聚成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中出现过的意象达到数百种之多，按照内容可以主要划分为鸟兽虫鱼等动物意象、草木蔬果等植物意象、山水云雨等自然意象、嗟叹鸣啭等声音意象，按照属性可以划分为装饰性意象、描述性意象、排比性意象、比喻性意象、扩张性意象。
具体到《古诗十九首》，其中涉及生命意象的篇目包括《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囊括的诗句包括青青陵上柏、磊磊涧中石、奄忽若飚尘、促织鸣东壁、白露沾野草、秋蝉鸣树间、伤彼蕙兰花、将随秋草萎、人生非金石、秋草萋已绿、蟋蟀伤局促、年命如朝露、白杨何萧萧、松柏夹广路、寿无金石固、白杨多悲风。
首先，动物意象包括促织、秋蝉、蟋蟀。由于促织是蟋蟀的别名，本质上动物意象只有蟋蟀和秋蝉两类。其一，蟋蟀成虫在夏日，平时在野外，深秋进屋避寒，便意味着岁暮即将来临。《诗经·蟋蟀》中的“蟋蟀在堂，岁聿其逝”一句，是最早借秋虫蟋蟀来感叹人生短暂、时间易逝的诗歌。无论是“促织鸣东壁”还是“蟋蟀伤局促”，展现出的都是生命即将走向终结的秋日蟋蟀，表达的也都是对生命将尽的哀伤与无奈。其二，蝉的幼虫在夏季鸣叫不止并羽化为成虫，深秋以后声音渐小且逐渐死光。《离骚》中的“蟪蛄鸣兮啾啾，岁暮兮不自聊”一句，就以蝉声逐渐寂寥来表达岁月流逝、时光迟暮之感。《古诗十九首》中的“秋蝉鸣树间”，同其他意象一起共同表达了感叹、伤痛和悲哀等多种情绪。
其次，植物意象包括陵上柏、野草、蕙兰花、秋草、白杨、松柏等。按照草木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松、柏、杨等乔木植物，以及花、草等草本植物。其一，松、柏、杨都是古代墓地上常种的植物，正如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松柏为天子诸侯墓地所植，四季常绿、寿命极长，象征万古长青、精神不死。白杨为黎民百姓墓地所植，虽不及松柏栾槐贵重，但寿命依旧可长达200年。《诗经》中的松、柏、杨通常以正面形象出现，《古诗十九首》将理想的长寿愿望与现实的短暂人生作对比，更加强化了生命短促、世事无常的伤悲。其二，无论是受人喜爱的蕙兰还是无人问津的小草，生长周期短则几日、长则不过一年。正在开放的蕙兰在不久后就要枯萎，萧瑟寒秋的野草即将迎来生命的结束，这些生命短暂的花草物象也成了诗人感慨四时变化、岁月匆匆的情感载体。
最后，自然意象包括涧中石、飚尘、白露、金石、朝露。按照物体属性的不同，大致可分为金、石等较为永恒的物质，以及尘、露等稍纵即逝的物质。其一，金石常用以比喻事物的坚固和刚强，如《楚辞·招魂》中的“十日代出，流金铄石些”及《荀子·劝学》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有汉一代追求长生，相信生命会在死后世界绵延不绝，盛行事死如生、羽化登仙的丧葬观念。《古诗十九首》直接点明人寿难比金石，以表现对宇宙永恒与人生短暂的思考。其二，尘土因风而起旋聚旋散，露珠随太阳出现而蒸发，个体的存在受外界力量所控制，且存在之短更是片刻之事。《庄子》中的“得其所一而同焉，则四支百体将为尘垢”将生命所寄的身体看成尘垢，《九辩》中的“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严霜”暗喻了生命的衰落，《薤露歌》中的“薤上露，何易晞”象征着生命的短暂，飚尘、白露、朝露等速朽物象共同表达出对节序如流、生命易逝的感叹。
草木、金石、虫鱼的深层意蕴
总体来看，《古诗十九首》对《诗经》《楚辞》有着明显的继承，主要出现了有关生命的两大意象群：一类是象征长寿、永恒的意象，用宇宙自然的永恒反衬个体生命的短暂，展现理想无限和现实有限这一矛盾；另一类是象征迟暮、速朽的意象，突出暗淡、萧条、寂寥、凄切的特点，表达悲凉、孤独、失意、惆怅的心情。岁月的短暂强烈地冲击着诗人的精神世界，让生者深知人生不可能像松柏般常青、金石般永固，更似花草般脆弱、尘露般易逝。既然形体死亡是人类必然的归宿，那么应该如何对待当下的人生呢？
对此，《古诗十九首》提出了两种思考：一是建功立业，例如“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二是及时行乐，例如“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大多数文人一方面都有转徙沟壑的经历和世身无常的感受，另一方面又有优于黔首的生活和高于常人的地位，这导致两种观念皆“托为一意，托为一物，托为一境以出之”。自此，后人也能从草木、金石、虫鱼等生命意象，一探东汉末中下层文人的生命意识，一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流变，一窥治世晚期末世前夕的社会变化。
从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个体的觉醒密切相关。人类文明早期通常与神灵有着紧密联系，华夏文明的诞生伊始也不例外。商周鼎革之际，周人反思“大邑商”被“小邦周”取代的原因，提出了“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观念，对殷商“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的传统进行了世俗化改造，以注重道德的礼乐文化取代了崇拜鬼神的巫觋文化。对上帝的虔诚，意味着殷人在主动消解自己的主体性；对天命的思考，意味着周人在精神上开始有了人的自觉。进入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即“人类历史的轴心时代”，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将礼乐制度的外在规范具象为人心固有的伦理纲常。进一步来讲，礼乐伦理由外部的道德律令变成了人的自觉追求，基本塑造了重今生轻来世、重人伦轻鬼神的中国文化倾向。当列国纷争走向天下一统，儒家同汉廷合作建立起适应大一统的世界观、历史观和道德观，并以和平颠覆的方式拥戴王莽上位从而达到了理想巅峰。不过乌托邦式的托古改制让儒生的愿望落空，自此东汉的士风又趋向利禄一途。即便东汉王朝试图用谶纬之说和今文经学收拾人心，但其愈发走向繁琐、僵化和荒诞的现实，让不少人试图从其他学说中找到处理社会危机的办法或解决个人心灵的问题。身处帝国大厦将倾、儒学逐渐衰微、价值标准失衡的时代，《古诗十九首》的作者群体一方面试图摆脱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另一方面又未能找到新的精神寄托，只能从内心出发表达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以及及时行乐的愿望。不过从前文概述的长时段来看，这在中国历史上并非首次在精神上有了人的觉醒，无论是在群体自觉还是个体自觉方面。
从文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与文学的自觉紧密关联。文学由作家、作品、世界、读者构成，包含文学主体、文学形式、文学观念和文学批评四个概念。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史，无不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再到多元的历史进程。中国文学的源头有神话说、劳动说、卜祝辞说等种种，不过中国古代诗歌的源头仅有两类：《诗经》的创作主体是贵族、农夫、妇女等群体，以现实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四言诗为主；《楚辞》的创作主体是屈原、宋玉等个体，以浪漫主义方式创作，形式以骚体赋为主。也正是在历史的轴心时代，孔、孟、老、庄等人提出了“兴、观、群、怨”等一系列稍显粗糙的文艺思想和文学批评观念。两汉时期，两者在传承创新中分别发展为乐府诗和汉赋，乐府诗发展到成熟阶段即为五言体冠冕的《古诗十九首》。以《古诗十九首》为界划分两个文学时期：两汉涌现了一大批文学创作主体，发展出独到的文学形式，兼具伦理与审美两种文学观念，不过在官方儒学的主导下以“寓训勉于诗赋”为主；魏晋南北朝出现了更多成体系的文学选集和批评著作，在文学观念上也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经学的束缚，倾向于单纯的文艺创作而非政治教化的工具。从文学的四个维度来看，中国古代文学的自觉应当早于魏晋南北朝，但在魏晋南北朝发展出令人不可忽视的重要特征。换言之，《古诗十九首》在文学形式上标志着从四言诗到五言诗的成熟，在文学观念上体现出政治教化向自由抒情的变化，可谓是魏晋南北朝文学风格的先声。正如南宋诗论家张戒的观察，“建安、陶，阮以前，诗专以言志；潘、陆以后，诗专以咏物”。
从史学视野来看，《古诗十九首》展现时势的变迁。春秋战国时期，世世代代、父死子继的宗法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逐渐衰落，潜隐在社会中下层的大量人才在乱世洪流中脱颖而出。身处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阶层流动时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等理念成了许多士人的坚定信仰。迨至秦汉新立，依靠军功选拔的地主阶层取代世卿世禄的血缘贵族，到了西汉末期甚至演变成为具有强大势力的豪强地主。东汉时期，先秦儒家的大同理想已在王莽变革中宣告破灭，豪强地主正在加速转化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拥有巨大优势的世家大族，一个兼具地主、学者、官僚三重身份的士大夫阶层逐步走上历史舞台。内外战争频发、土地兼并严重、门阀士族渐起、寒族前途晦暗……东汉末年的中下层文人已经很难在信仰崩溃、阶层固化、生活艰难中实现人生理想，正如桓、灵时期的民间《童谣》所唱：“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既然已经陷入信仰和生存的双重危机，文人们将部分注意力从宏观叙事转移到个体生活之上也当是人之常情。换句话说，文人们在诗句当中呈现的享乐态度是一种病态的自我麻醉，是缺乏人生价值实现途径的痛苦沉吟，更是过渡时代安顿失落灵魂的暂时解脱之道。从这个维度上来看，《古诗十九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代表性，生动地展现了承平之世转向丧乱之世、经学时代转向玄学时代、皇权政治转向门阀政治之下普通文人的心史。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3版）
